
“1960年2月17日永旺配资,县城救济科。”一名年轻干部抬眼打量来人后撇嘴:“老乡,你不是当过省主席吗?那还不赶紧去北京领工资!”话音落下,门外的中年人低头掸掸身上尘土,苦笑没吭声。三小时后,他被发现倒在公园长椅旁,口袋里只剩一枚磨得发亮的党证封皮。
这名“老乡”就是熊国炳。对很多本地人而言,他不过是个半瘸的卖盐汉;对曾沿嘉陵江流血突围的老兵来说,他却是曾主持川陕苏区土地政令的红军将领。二十多年的沉默,被一句尖酸的调侃击穿。

时间往回拨到1932年腊月,川陕边的山风割脸。熊国炳下山替母亲买盐,路边发现一名腿部中弹的红军小号手李子才。“要么救命,要么等雪埋人。”熊国炳把人背回村,与几位老乡熬草药、换绷带。养伤期间,李子才讲起红军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口号,讲到“吃饱饭还能识字”。这对从小打短工、十岁前没一顿饱饭的熊国炳无异于雷鸣。
第二年春,他踏进红四方面军军部,先在伙房抡勺,转眼成了赤卫队长。徐向前打趣:“这小子干活带劲,脑子也活泛。”1933年,他进入川陕省临时革委会,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,主持分田、减租、兴学。群众议地会议常到深夜,他端着碗凉红苕说:“先让娃儿们有书念,再说别的。”
1935年随红军北上,他带队抢修嘉陵江浮桥,硬是让伤兵和军械全部过河。长征途中一次缺粮,他把仅有的炒面分给警卫,自己啃树皮。有人劝:“首长先吃点吧。”他摆手:“我多挺一天永旺配资,战士就能多活一批。”

命运却在1937年拐弯。川北阻击战失利,他与警卫落单被俘。面对审讯,他只说自己是炊事员,敌军看他衣着粗陋、言语木讷,半信半疑。冬天脚趾冻得乌黑,他却咬牙替狱友分担木棒抽打。半年后守军换防,他被当作“无关紧要的伙夫”轰出牢门。
拖着伤脚走出山谷,他没回八路军驻地,而是直奔老家万源县。深夜坐在石阶上,他对自己说:“我拖着这身伤,回部队只会添乱。”那一刻,他把名字也埋了——“熊国炳”改成“”,从此在盐井、集市与戈壁间漂泊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,政府清查革命烈士名单,熊国炳的栏目后被标注“牺牲,具体时间待考”。他却在甘肃酒泉一处麦场当夜守,月薪五块,还管两顿饭。乡亲们偶尔问起过去,他笑说打过短工、走过西口,再无下文。
50年代末全国粮食紧张,麦场换防,熊国炳失了差事。年过半百的他靠在集市卖大饼度日。入冬后,面粉断供,他连续三天只喝开水。有人劝他去县里登记老红军名册,可他一想到那些牺牲在雪山草地的战友,便低声嘟囔:“我没脸。”
第五天清晨,实在熬不住,他揣上那本早已磨破的党证,站到救济科门口。门里火炉正旺,两名干部边烤手边闲聊。他怯生生递上材料:“同志,我是……老红军,想申请口粮补助。”话没说完,那句“咋不去北京”迎面而来。讥讽像一记闷棍,击碎了他最后的倔强。他转身离开,走到公园长椅坐下,再也没站起来。
当地《甘肃日报》曾在1984年刊登一则旧事钩沉:某县档案员清理民政卷宗,发现一张写有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”字样的纸条,签字却是“张炳南”。几经核实,才弄清这二十年谜案。档案员感慨:“我们用多少慷慨的颂词纪念英雄,却让英雄饿死在门口。”

有人问,当年那位年轻干部后来怎样?资料显示,他在1970年代调往外地,晚年回忆录只字未提此事。历史并不苛求他给出忏悔,但它把熊国炳的名字重新刻进石碑,让后人得以看清:战场上的勋章与市井里的粗布褂,可以同时落在同一个肩膀上。
今天走进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,角落有双破棉鞋,布面写着几行字:“脚上有劲,心里有光。”导览员介绍,那是熊国炳长征时留下的。游客拍照、留言,老兵的故事又多了一条现代注脚。可要我说,比起追光的言辞,我更记得那个雪夜里,他分给警卫几口炒面的背影——简简单单,却照亮了一整段旅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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